第二，受佩洛西竄台嚴重影響，中方暫停中美雙邊氣候變化商談，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由美國承擔。作為負責任大國，中方將一如既往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和多邊合作。中國始終是全球氣候治理的行動派和實幹家。我們已經鄭重宣布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正努力構建和實施雙碳“1+N”政策體係，推進低碳發展和綠色轉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積極參與氣候變化主要渠道談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作出自身貢獻。

174550651819523　　8月13日下午14時37分，彭州市龍門山鎮接到氣象預報，轄區有對流雲團生成，將伴有短時強降雨。接報後，龍門山鎮政府立即組織鎮村（社區）幹部、巡邏隊員及誌願者等力量對轄區內河道沿線戲水遊客進行勸離。15時30分，小魚洞社區龍漕溝突發山洪，河道未撤離遊客被卷入山洪。事故發生後，彭州市應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大隊等部門立即赴現場開展搜救工作，目前人員傷亡情況正在核查中。請大家不傳謠、不信謠，以權威發布為準。

　　第三，美方應當切實承擔氣變領域曆史責任和義務。中方一貫主張，應對氣候變化不能“光喊口號不出力”。美最高法院不久前通過裁決，限製美環保署管控溫室氣體排放的權力。美方還以所謂涉疆問題為借口製裁打壓中國光伏企業，直接損害中美氣候合作氣氛，也直接損害了中國和其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讓外界質疑美方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決心。美方應當認真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曆史責任和應盡義務，不要為自己的不作為四處尋找借口。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表示，中尼山水相連、世代友好。無論國際地區形勢如何變化，中尼始終在涉及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始終在麵臨考驗和挑戰時並肩站在一起。中方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將繼續堅定支持尼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尼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支持尼人民生活改善和國家振興。願同尼方一道，落實好習近平主席對尼曆史性訪問的豐碩成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弘揚中尼世代友好，開辟兩國關係發展新前景。

　　一些外媒酸溜溜地揶揄收獲巨額投資的匈牙利“長期挺中”，有這工夫，不如深刻反思一下，為何寧德時代北美建廠計劃被暫停了。美國在很長時間裏都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然而這些年，在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氛圍的毒化下，它開創了很多極其惡劣的先例，讓越來越多原本優越的投資土壤變成了雷區。比如強行要求外來的高科技公司交出技術，甚至對資本進行“技術性沒收”，讓很多人感慨華盛頓就差“明搶”了。試問，一家企業如果對投資時刻抱著“別哪天被沒收了”“我的錢是不是打水漂了”的擔心，它還能安心發展嗎？據美國媒體報道，寧德時代計劃在美國建廠已久，也考察過美國一些地方，但最終很有可能選擇墨西哥作為建電池製造廠的替代方案。應當說，它的疑慮也是很多其他企業的疑慮。

　　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 藤田高景：國際上有關於流失和被掠奪的文物的國際法律和法規，如1956年生效的《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 ，就明文規定禁止掠奪和轉移文物；1972年生效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也規定，禁止進口被掠奪的文物，並規定了將其歸還原屬國的義務。然而目前世界的現狀是，許多被掠奪的文物並沒有被歸還，仍然滯留在掠奪國，所以條約並沒有有效地發揮作用。

　　佩洛西執意頂風竄台，被三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弗裏德曼炮轟魯莽、危險、不負責任，如果這種極度魯莽、危險、不負責的行徑，如謝淑麗分析所言，反倒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果斷亮劍為中方進一步強化解決台海問題主動權主導權提供了出手契機，那麼在強打“台灣牌”爭取所謂“政壇身後名”的佩洛西那裏，那可就機關算盡賠大發了，因為中方主動權主導權抓得越牢，外部幹預操弄的空間也就越發被壓縮，所以佩洛西在昨天的華府記者會上，要大談美方必須阻撓所謂“台海新常態”。 

　　作為基層醫療機構，更現實的參照係，或許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服務。在這一體係內，患者前期病情穩定可居家護理，後期病情加重可收入社區病房，當出現社區不能控製的癌痛、嚴重感染等情況時再轉到三甲醫院治療。中國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曾報道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通過與大型三甲醫院疼痛科的遠程會診，他們能夠為患者定製一對一的鎮痛方案。7年時間裏，他們的團隊累計送走了近500位晚期癌症病患，90%以上患者安詳離世。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